无论是杂交育种还是转基因工程育种，从本质上说都是通过人为促成物种之间的基因转移和重新组合产生新的物种，都是转基因育种。
只要一提到转基因，就会触动国人敏感的神经。谁要替转基因说几句话，就会被渲染和炒作，甚至会招来谩骂和人身攻击。在这样的公众认知环境和舆论环境下，我国转基因技术开发应用面临巨大阻力。
稍微了解一点遗传育种知识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新物种的产生都是物种与物种之间发生基因转移（学名“杂交”）重组或者物种发生基因变异的结果，而且这种现象在地球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自然界的基因转移和重组是基因变异和物种进化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千奇百怪的物种，才有了千变万化的大自然，才有了人类丰富多彩和幸福美满的生活。
物种之间发生基因转移可以分为自然转移和人工转移。所谓自然转移就是自然选择、自生自灭。在没有进化论和遗传育种学之前，地球上的物种就是保持这种自生自灭的自然选择状态。随着人们认识能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现物种的遗传性状表现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直接感受到的物种特征实际上是遗传基因的外在表现。同时发现物种之间的基因转移可以通过人为干预，物种基因的变异也可以通过人工干涉。基于以上认知基础，杂交育种、基因工程（简称“转基因”）育种、诱变育种（包括物理诱变和化学诱变，太空育种、辐射育种均属此类）技术应运而生。这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最伟大发现，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此可见，无论是杂交育种还是转基因工程育种，从本质上说都是通过人为促成物种之间的基因转移和重新组合产生新的物种，都是转基因育种。其主要区别在于，杂交育种是根据预先确定的育种目标，人为地选择不同的品种组合在一起，在自然状态下通过植物花粉或动物精液等传递途径实现不同品种之间发生基因转移和重新组合，再进行人工筛选出符合预期育种目标的新品种。
例如：拟培育一个既高产又抗条锈病的小麦新品种，就必须把具有高产遗传性状的小麦品种与具有抗条锈病遗传性状的小麦品种进行杂交，再在其杂交后代中反复筛选以获得高产抗条锈病新品种。但是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才能完成，这就是为什么育种家一生只能培育出为数不多的新品种甚至连一个新品种都不能培育出来的原因所在。典型例子就是杂交水稻，几乎倾注了袁隆平等育种家毕生心血。
袁隆平院士
杂交育种的主要不足：一是育种周期长；二是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不知道目标基因是否能够顺利实现转移，也不知道转移以后能否把目标基因的遗传性状表现出来，同时还面临其他基因（搭车）同时发生转移（也就是非目标基因伴随目标基因一起转移）重组的尴尬。因此，能否杂交产生出预期目标新品种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三是品种之间究竟发生了多少基因转移，无法掌控，也不得而知。因为，有些品种究竟包含多少基因，目前仍有很多未解之谜。而且，仅靠杂交育种，已经不能适应全球食品消费快速增长的需求。
转基因工程育种技术是建立在杂交育种技术基础之上的先进育种技术。
其主要原理是：把决定某个品种特定遗传属性的目标基因进行标记并筛选出来，通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和技术（显微注射、基因枪等）手段再转移到另一个品种中，并使被转基因的特定遗传属性在转入品种中表现出来，实现基因重组培育出目标新品种。转基因工程育种的主要优势：一是育种周期大大缩短；二是目标基因实现了定性定向转移，并完全可控；三是被转移的基因十分清楚，可以防范不明基因转移带来的风险。
因此，从理论上分析，转基因工程育种技术比杂交育种技术更加先进、更加安全。
由于转基因技术可以打破物种间的隔离，实现物种间的基因转移，虽然这种物种间的基因转移在自然界也是存在的，但国际上，包括我国专门立法对其进行管理，通过转基因工程育种技术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要真正用于商业化生产，都必须经过严格的食用安全评价和环境安全评价。因此，公众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千万不要被某些毫无科学根据的妖魔化转基因的哗众取宠言论所迷惑，闻“基”色变。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表述：转基因工程育种就是需要什么基因就转移什么基因，而杂交育种是转移什么基因就是什么基因。
人们对转基因恐惧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质疑，更多是受各方面转基因安全负面宣传影响而对质量安全风险做出的主观反映。我国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不安全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有定论的，那就是凡是通过转基因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
事实上，转基因工程育种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转基因新品种的商业化推广应用更为神速。在美国，在欧盟等世界发达经济体和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尽管对转基因也有不同声音，但民众对转基因食品已普遍接受，特别是美国含转基因的食品无处不在（网上盛传：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纯属无稽之谈）。难道美国人不珍惜自己生命？难道美国政府把人民都当成小白鼠？客观地说，我们已经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转基因，甚至已经离不开转基因。即便你反感转基因、讨厌转基因或者排斥转基因，如果你出国旅游或留学美国，不吃含转基因食品就无法生存，因为在美国纯非转基因食品凤毛麟角。同样，我国食用的大豆油，其原料绝大部分也是转基因大豆。你去餐厅消费、吃洋快餐，都会接触到含转基因食品。所以，我们要理性看待转基因，理性选择转基因产品。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人类控制风险能力与日俱增，我们一定要了解科学、相信科学。不要因为转基因恐惧影响到我们的信心、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以美国为首的转基因工程育种技术已经领跑世界，如果我们整天还在争吵不休，不去追赶、缩小差距，给我们带来的将是产业安全和粮食安全问题。将会出现的情况是，由于我们的不发展而把市场拱手让人。
当然，相对而言转基因技术毕竟是新生事物，公众认知也必然有一个过程，当务之急是要加快转基因知识普及，打消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和疑虑，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二是扩大转基因知识普及，运用各种传播途径和手段让公众了解转基因常识。三是充分发挥科学家在科普宣传中的作用。对转基因最有发言权的是科学家，公众需要专家的权威发布。四是媒体责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传播信息，戳穿谣言谎言，这是媒体的责任，也是媒体的行为准则。五是严格加强转基因技术开发应用管理。依法开展转基因研发，加强转基因安全管理，将潜在风险降到最低。
（作者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邓志喜）
转基因和传统杂交是否“同根生”？——从马克·林纳斯的道歉说起
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传统杂交技术比转基因技术安全。
2013年1月3日，在牛津农业会议上，马克·林纳斯发表了演讲，为其反对转基因传播的做法道歉。在讲到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时，他举例：“我曾认为所谓的‘终极科技’会让农民们每年保留良种的习惯变得毫无必要，但在很早以前杂交技术出现时，它也被认为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是直到现在也从未‘得逞’。”
近日，记者就转基因技术和传统杂交技术的差异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
传统杂交育种，指不同种群、不同基因型个体间进行杂交，并在其杂种后代中通过选择而育成纯合品种的方法。
“转基因技术和传统杂交技术本质上相同。比如上世纪50年代的小麦遗传工程，传统的育种学家把山羊草的抗叶锈病基因和野生小麦杂交，再用它的后代和栽培小麦杂交，成功把山羊草的抗叶锈病基因转移到小麦里面，实现了跨物种的杂交、基因转移。”林敏说。
此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朱祯也表示，转基因技术和传统的水稻育种类似。他说，现在的水稻品种都是千百年来，通过杂交育种把外来的基因导入受体品种里，只是非转基因通过有性生殖，转基因通过体外转移，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
林敏认为，转基因技术和杂交技术的比较，过程更精确、更快速。比如，转基因抗虫棉的杀虫蛋白基因来自于微生物，通过表达载体构件花粉管的载入转移到了棉花中，使棉花获得了常规育种不能获得的抗虫性状。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副研究员黄丛林也认为转基因技术跟常规的杂交技术原理差不多。常规杂交技术转移的不是一个基因，而是很多基因，而转基因是很准确地转移某个基因，这就像装米一样，杂交是把一袋米装到另外一个袋子里，而转基因就像是从米袋里挑出一粒米，然后装到另外的袋子里，是一种更准确细微的转移。
“有人认为转基因没有传统杂交安全，主要原因是科普不到位，认识有误区，没有认清转基因的本质。”林敏说。
基因最初的概念是修道士孟德尔提出来的，是遗传的物质基础，是DNA或RNA分子上具有遗传信息的特定核苷酸序列。DNA是控制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因此所有的物种都起源于同一个祖先，这是转基因遗传基础，也是为什么细菌的基因转移到动物的体内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
实际上，转基因的现象在自然界是普遍存在的，比如，树长了瘤，通常是由于土壤的根瘤农杆菌侵染到植物里，把细菌的基因转移到植物上而造成。
林敏认为转基因安全的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性状和基因，比如抗虫的玉米，可以减少虫害对玉米的侵害，减少玉米感染真菌的机会，让玉米少受到真菌产生的毒素的污染，因此，转基因玉米要比常规玉米更加安全。
除此之外，与常规育种相比，质疑者又认为转基因违背了生态平衡的天道，令人感到恐惧。
“转基因并非违背了生态平衡，在对转基因的质疑中，有一种说法和200多年前质疑牛痘疫苗的说法惊人的相似。”林敏说。两百多年前，天花作为一种传染病，曾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英国人琴纳发明了种牛痘法来预防天花，但在当时受到了强烈的反对。教会认为它违背了上帝的意愿，伦敦的上流社会甚至想象小孩种了牛痘，可能就要长牛角、牛鼻子。
“这和今天妖魔化转基因说法非常相似，有人认为吃了转基因食品就会长出动物的器官。”林敏说。经过实践反复证明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是有效的，它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缺乏根据的反对说法难以成立。
同样，由于各国实施了规范管理和科学评价，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首次实现商品化种植以来，16年间尚未发现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发表时间：2013年2月25日
作者：马爱平
朱作言院士：为什么不怕杂交却怕转基因
有些人利用老百姓的不了解，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恐怖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斯璇/北京报道
听到“开个微博或微信公号来讲讲转基因”这样的提议，一些科学家脸色一黯。
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科学问题或许有效，但要是谈转基因，恐怕处境难堪。
这种疑虑也许会在2016年有所改变。1月出台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对农业转基因技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4月13日，农业部召开转基因专题发布会，重申了发展转基因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些都将深刻影响转基因舆论场的走向。
为什么不怕杂交却怕转基因
面对科普对象，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朱作言从细胞核说起，力图“讲得细一点”。
细胞核中的染色体储存了遗传物质，染色体上面分布着基因。基因就是遗传编码，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指导某种蛋白质的合成，从而控制生物个体的性状表现。
如果把基因看作一条线，那真正的编码只是其中一部分，前面一段负责编码启动，是发动机，后面一段则负责终止、刹车。
朱作言研究的转基因黄河鲤，即是“通过基因克隆，把草鱼生长激素基因中间的这段编码顺序拿出来，将鲤鱼自己的一段启动和终止序列接到两边，导入鲤鱼的受精卵中”。
草鱼长得快，通过以上转基因操作，使转基因鲤鱼长成2~3斤可以上市的时间，从普通鲤鱼所需的两年缩短到一年，甚至七八个月。
“如果草鱼和鲤鱼杂交，是草鱼的整套基因和鲤鱼的整套基因混在一块。一听杂交，大家觉得没有任何疑问，可以吃。”朱作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而我们做的，只是把草鱼的一个基因跟鲤鱼放在一起，反而导致了不小的疑问。”
实际上，早在1984年，朱作言的团队就已经通过重组人的生长基因，转入泥鳅、金鱼、鲫鱼、鲤鱼等等，缩短了鲫鱼的生长周期。
但那毕竟是借用人的基因。“如果都是鱼的基因，不是其他物种或者细菌的基因，老百姓相对容易理解和接受。”朱作言说。
然而，在科学家眼里，转基因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可以跨物种。
现在为人熟知的控制糖尿病的人胰岛素，便是利用转基因微生物生产，于1982年由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世界首例商业化应用的转基因产品。
在转基因技术广泛应用的农业领域，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发展最快。而其中最早走到商业化阶段的抗虫、耐除草剂作物，就是把细菌的抗虫基因、耐除草剂基因转入植物的基因组：将苏云金芽孢杆菌（Bt）的基因转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中，使之抗虫；将耐除草剂的EPSPS基因等转入大豆等作物中，使之抗除草剂。
在转基因技术发展之前，传统育种始终在物种之内和近缘种之间进行。但育种进程较长，而且可能没法朝下走。比如马和驴杂交产生的骡子，是杂种优势里的一个成功案例，但骡子无法生育。
而转基因则实现了人工选择优良基因，跨物种集聚优良的性状。它打破物种屏障，拓展了可利用的基因资源，提高了选择效率，育种进程更高效。
杀虫不杀人？
中原一带，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都有“揪棉铃虫”的片段——棉花果实初长时是青青嫩嫩的小球状，称为棉铃，棉铃虫打孔钻入，吃尽里面的嫩纤维，而从外面喷的药奈何不了它。不少地方曾动员小学生下田，徒手揪虫。
而将Bt细菌的杀虫蛋白基因转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的基因组，其表达后就产生Bt杀虫蛋白。害虫取食而亡，植物从而自卫。
而这引起了推测：虫子吃了都会死，何况人？
事实上，只有目标害虫摄入转基因作物中的Bt蛋白后，在肠道环境和特定蛋白酶作用下，Bt蛋白溶解成的活性蛋白与害虫中肠上表皮膜受体结合，形成特异性穿孔，害虫中肠麻痹死亡。其他非目标昆虫则没有这个过程，不会被杀死。
人体内则不存在相应受体，不能与Bt蛋白结合，因此并不会“中招”。
上述推测就成为一种谣言。
目前，国内转基因棉花种植范围是95%－98%。有科学家称，一般估计，Bt转基因作物可以让农药化学杀虫剂使用量减少50%，明显降低了农药对作物和环境的影响。
如今水稻似乎也陷入了当初棉花的防虫困局——二化螟、三化螟、稻飞虱，农药在上面喷，害虫却杀不死。
研究转基因抗虫水稻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推广转基因，农药市场将受到较大冲击。
在转基因技术发展以前，农业防虫手段大致可分为两种：化学农药和生物防治。
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酯农药，可麻痹昆虫的神经系统，致其中毒死亡。而这种杀虫机制对于动物和人是一样的，都有可能导致中毒死亡。
生物防治则催生了两个产业：一是饲养天敌昆虫，比如针对玉米螟虫饲养赤眼蜂，但天敌昆虫须与害虫生长时间同步，因此实际操作并不方便；二是生物杀虫剂，最常用的就是Bt细菌，它的缺点是阳光照射、刮风下雨都会让它迅速失去活性，成本大幅升高。
而转基因Bt抗虫作物，则不同于传统农业防虫手段，是让植物掌握了保护自己的手段。
“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对农业生产有利，也意味着社会上每个消费者的成本降低，化学农药减少也有利于环境改善，人人都是受益者。”朱祯说。
监管与安全是一回事？
转基因争议多年，误区无外乎集中在所谓的转基因主粮化和监管不透明等。但这无关转基因本质的安全问题。
事实上，自2001年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来，官方对安全评价过程并无掩盖。
2013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农业部在官方网站“热点专题”的“转基因权威关注”栏中，主动公开了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安全评价标准、指南、检测机构、安委会工作规则和委员组成名单等。同时，依照公民个人申请，依法公开了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相关的政府信息。
在4月13日农业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表示：“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的评价基本上是两种模式，美国模式是对产品进行评估，欧盟模式是对技术过程进行评估，而中国既对产品、又对过程进行评估，此外还增加了大鼠三代繁殖试验和水稻重金属含量分析等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评价体系是全球最严的。”
“一个国家的转基因审批流程和审验机制是由各相关领域的专家讨论决定的，不是某一个专家说了算。”王大元说，这套流程复杂到有的科学家都未必能全部看懂。
至于反转人士质疑的非法种植、监管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说：“现行法律的规定是两步走，转基因作物，一是要拿到安全证书，二是要通过品种审定。如果品种审定还没通过就去卖、种，那就是违法。但违法不是因为转基因不安全。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
这种概念的混淆，具体表现是2008年的“黄金大米事件”。
“黄金大米目的是防治维生素A缺乏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陈晓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问题出在实验未按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申报，而且未向受试儿童和家长充分说明情况。但大米本身是安全的。”
从外面来了什么担心？
“转基因原本是技术问题。”黄大昉觉得，人们一开始有疑问是正常的。
“这个担心是从外面来的。”朱作言告诉本刊记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转基因开始商业化种植时也出现过类似声音。
国外至少有四种反对力量：
其一是极端环保人士，认为破坏物种的多样性，对环境有害；
其二是宗教人士，认为只能是上帝造万物，人类不能轻易改变；
其三是贸易战争，尤其见于西欧对北美的农业贸易壁垒——美国70%?80%的食品都含转基因，西欧只有不接受转基因才能阻挡美国农产品进入本地区；
其四是旧有利益集团，例如原来野生三文鱼来自海洋捕捞，人工养殖后，三文鱼价格被拉低，受到传统渔业集团的反对和抵制。他们的理由包括，养殖鱼近亲交配繁殖使遗传性丧失，养殖鱼与野生三文鱼杂交破坏野外种群遗传性。
“其实，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着遗传基因突变，比转基因可能带来的突变概率还要大。”朱作言说，“真正懂遗传学的人觉得这些都是歪理，而公众却未必都能认识到。”
1986年初，王大珩、师昌绪等四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上书邓小平，建议发展高技术，后称“863计划”。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在此计划支持下迅速发展。1988年，中国还因抗病毒转基因烟草的商业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好事，‘转基因’还被当作卖点。”朱祯说。200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这作为农业领域唯一的项目，与大飞机制造一起被列入国家16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计划15年投入240亿元，成为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
虚幻的恐怖是哪来的？
然而，“风向一下子就变了。”黄大昉说。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依法批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以及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同年10月，这三种作物出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
这意味着在科学家大量试验检测的基础上，政府认可这些转基因作物没有安全问题，可以推进其产业化。
而此时，绿色和平组织介入了。
“中国想把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影响可大了，绝对要把你堵住！”黄大昉说。
科学家们掌握的信息是，“当时对方有四步走策略：第一，绝对不能让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第二，抹黑科学家；第三，牵制上层决策；第四，推翻农业转基因重大专项。”
具体手段就是搅动媒体炒作，把国际上所谓的争议都搬进中国。
原本“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入Bt杀虫蛋白基因，只能杀死螟虫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昆虫，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而炒作之下，对转基因作物的描述中，“断子绝孙”“致癌致病”“中国变成国际资本推广转基因产品的第一只小白鼠”等惊悚说法屡见不鲜。
黄大昉觉得，“转基因被妖魔化了”。他认为，“有些人利用老百姓的不了解，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恐怖。”
他说，除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过科学家的据理力争并未更改，其他三步都达到了：转基因水稻尽管安全但无法产业化种植，决策被牵制，科学家被抹黑。
今天解释了、澄清了，隔一段时间又出来，层出不穷——这是科学家普遍表达的无奈。
为何“燃点低，热点多”？
作为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主席，朱祯博士坦言“这种问题应该精心处理”，尤其当下“一些人的情绪非常容易被激发起来，燃点很低，热点很多”。
他反思说：“其实，我们的公众意识都有待提高——科学家从科技部申请经费，发表文章，向科技部提交报告，似乎工作就算完成了。有关部门也是看重立项拨款，没看到社会的反作用对项目的影响。”
而对公众的交代，在国外早有作为。
朱祯说，2001年他赴巴西访问，参观细菌的测试DNA序列工作，其项目报告中就包括对企业家、媒体、政府、民众的宣传和汇报。甚至在那个网络不甚发达的年代，项目还要建立电子、跨时区平台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周到。”
在欧洲，大型科学项目必须与媒体、社区、民众等形成“大沟通”。“项目没完成这一步，甚至不能验收，做得再好也不算。”朱祯也曾建议成立风险教育委员会，“不止是‘科普’，而是‘科学传播’。你看2013年神舟十号女航天员王亚平太空授课，就做得很好啊！”
黄大昉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玉米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曾应农业部要求，同反对转基因的市民约谈。三名代表都是普通老百姓，有某半导体厂的工会原主席，还有一名纺织女工。
两位老专家从头讲起，一条一条梳理，转基因是怎么回事，Bt是什么，跟化学农药有什么区别，等等。
聊着聊着，那位工会主席说：“你们讲得有道理，要不什么时候请你到我们那儿，跟我们哥们儿再说说？”
在陈晓亚的科普工作中，常常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诸如“吃了转基因生出来的孩子会不会畸形”；也有小学生异想天开，“会不会长出翅膀”。经过解释，“大部分人对科学的信任度在交流过程中逐渐提高。”
让科学回归科学
现实中，愿意站出来直面公众的科学家并非多数。
2010年11月，研究“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就《水稻功能基因组及作物遗传改良》为题作完演讲，现场有人高喊：“张启发是卖国贼！”谴责他拿中国人当小白鼠，更有甚者直接抄起前排的瓷茶杯砸过去。
如今，该实验室面对各种采访请求，只是在电话那头非常客气地反复表示抱歉：“对不起，我们不发表任何言论。”
“一些并不懂生物技术的反转人士，在中国掀起全世界最大的反转活动，给从事转基因事业的科技人员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王大元说。
“我们也知道，这是无中生有的攻击。但科学家平日里辛辛苦苦忙课题，科普虽然也是一项工作，但一搞科普就挨骂，又何必呢？”他说。
在此背景下，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于2013年酝酿成立。一来号召科学家站出来发声；二来利用这个平台与媒体、公众交流互动，解疑释惑。
目前这个虚拟平台已吸引了30余位科学家，经常举办诸如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风险交流的研讨会。
前些天，黄大昉的一个已是研究员的学生，来找他要一些转基因资料，要去北京市东城区教师进修学校给中学生物老师讲课。这让黄大昉很欣慰。
不过，在他看来，证明转基因安全的科普宣传不是万能的，紧迫的还是要“往前走一步”——推动产业化。
“转基因作物如果能推向产业，确实能解决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否则一旦有风吹草动，粮食歉收，国际粮价飞涨，你就是被动的，大豆就是一个例子。”黄大昉说。
2015年中国进口大豆8169万吨，创历史新高，对国内的大豆市场价格形成巨大压制。“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出油率是19%，而国内种植的大豆是非转基因的，出油率是16%，所以国内榨油厂不太愿意买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王大元说。
黄大昉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不断呼吁，千万不能让玉米成为大豆第二。”
不止一位科学家表示，严格来说，转基因技术产品是与产业高度相关的高技术产品，必须有市场拉动，链条才能运转。而进口的转基因产品，相当于花中国的钱，拉动人家的转基因技术产业，而我们自己的轮子却不转。
“科学界真正做生命科学的、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人，都懂这个事情，没什么异议。但是，科学界不搞这个专业的人也是隔行如隔山。”朱作言说，“转基因到底安不安全，要让科学家、内行说了算，不能搞民意测验。”
“让科学回归科学。”黄大昉感叹，“这句话在当前尤为重要。”
（原标题：关于转基因,有哪些可以说清楚）
作者：王斯璇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发布时间：2016/5/4
不要“妖魔化”转基因
日期：2010-07-20 19:17
作者：江玲 宋兆强
来源：农业部网站
近来，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怀疑引起民众的高度关注，一些对转基因朦胧无知的业外“专家”引用一些莫须有的“科学数据”，大谈转基因作物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的危害，夸夸其谈，危言耸听，引起民众对转基因的一时恐慌。有些人藉此否定转基因作物，视转基因为洪水猛兽，盲目排斥，甚至上升到民族国格问题，要求放弃中国已蓬勃发展的转基因的研发。将新兴的转基因技术的妖魔化的无知谬论及盲目排斥必不利于国家科技的进步，不利于国家粮食问题的解决。
“转基因”是指运用科学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另一种生物中，与另一种生物原有的基因进行重组，从而获得特定优良遗传性状。其本质是通过获得优良基因进行遗传改良。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改变动植物性状，培育新品种，也可以利用其它生物体培育出人类所需要的生物制品，用于医药、食品等领域。
转基因其实并不可怕，同传统杂交育种目标一致，就是改良作物性状，培养出具有高产、优质、高抗等优良性状的作物品种。传统杂交育种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的转基因，以现代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转基因，直接干预基因本身，人们不再被动地等待基因无序的转变，然后再从中筛选有用的品种，其结果更加可控。
“转基因”——亿万年来一直在进行
地球生命从简单原始的单细胞生物到现在的物种丰富多彩的生物圈，一直不断地进化发展着，物种的进化历程本身就是个基因的不断转变过程。
例如，细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种内外细胞间“转基因”，如接合、转化、转导和细胞融合。自然界周围环境里也存在着大量的游离的基因，如还未被完全分解的死亡腐烂的生物体。虽然“转基因”的几率较低，但在进化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动植物物种内、物种之间也经常发生基因流动，某一种植物可以通过基因流动从另一种群甚至另一物种中获得原来不拥有的基因，这种自然界的“转基因”在生物进化史上导致了新物种的出现。
“转基因”并不是人类的专利
提起“转基因”，多数人往往会认为是人类的发明，其实，转基因更应该被定义为是一种科学发现。
在自然界中，有一种叫根瘤农秆菌的微生物，是天生的转基因高手。它能将细菌基因转入高等植物中，从而打破了物种生殖隔离。根瘤农杆菌通过侵染植物伤口进入细胞后，将细菌一些基因插入到植物基因组中,诱导产生植物产生冠瘿瘤或发状根。平时我们看到的许多树干上鼓起的一个个大包，就是根瘤农杆菌的杰作。
神奇的根瘤农杆菌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科学家向根瘤农杆菌学习，终于学会了将一物种基因转入另一物种的方法，这就是现在农杆菌介导法的转基因技术，然而说是技术，其实也是藉用了根瘤农杆菌自身的转移基因的能力。
传统育种与“转基因”育种
从古代开始，人类就开始了基因改造的工作，最初的手段就是将相近物种进行杂交，然后从大量后代中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筛选，被动地等待物种基因的变化，从中选择有用个体进行培养，经过成千上万年的选择，终于培养出了家畜、家禽、金鱼等新物种，没有这些“转基因”，就不会有这些物种的出现。
我们所熟知的“杂交水稻”，就是传统杂交育种利用不同品种的水稻互相交配，杂交后代融合了两个亲本的基因，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的转基因，只不过是同时转移成千上万个基因。还有就是利用环境的剧烈变化刺激生物体基因突变，以期造出新品种，将一部分发生了基因转变的植株被筛选出对人类有利的继续培养，在几十年前就普遍应用，也培养出一些好的品种。
现在“转基因”，相比于之前的转基因筛选，人类开始直接干预基因本身。研究基因排列与产生后果的对应关系，使得产生的结果更加可控。应该说，转基因比常规育种方法更能精确预测，也更安全。
“转基因”与食品安全
有人认为，自然的食品是安全的，而转基因食品来自人工改造过的作物，是不安全的。这里有个严重的误解！作为我们食物的主要农作物，都经过了近万年的进化和“改造”，修饰的基因数以千计。
自然的不一定都是安全的。自然界中的大多数植物为了抵御那些危害它们的动物都不同程度地产生毒素，作为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防卫机制。例如野生马铃薯产生的龙葵碱是一种对人畜高度有毒的物质。野生木薯带有对人致命的氰化物，甚至大豆也产生引起人胃痉挛的物质。此外，安全性只是相对的，对于一部分人群安全的食品，对另一部分人不一定安全，如虾、蟹等海鲜食品是大多数人的美味佳肴，但对少数人则产生过敏反应。
而转基因恰恰可以除去这些危害，育种学家可以依靠现在转基因技术，将一些作物内对人有毒物质的控制基因敲除，从而改良作物性状。从这一层面上讲，“转基因”是使得食品更安全了呢还是更不安全了呢？结果不言而喻。
对于目前转基因作物出现危害的报道，多数都是经过权威机构分析后予以驳斥的，也有一些是主观猜疑。一些民众信以为真，以讹传讹，引起过度的恐慌。比如，有人耸人听闻地把生育能力与转基因纠缠在一起，简直是头脑不清。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把生育能力下降的数据与任何因素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普斯陶伊研究人员宣布的转基因土豆对小鼠肾脾和消化道造成损伤的试验，已经被证明是偏向性地选取样本的原因，是错误的实验结论。
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必须有详尽的食用安全性评价，主要指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性评价，要求对所转入基因认真研究确认对人畜无毒，不形成过敏源。由于对转入基因的安全评估比初期更加严厉，所以目前的转基因食品都经过了科学家无数次人体模拟实验，严格苛刻的安全检验，再出现转基因对人体的毒害事件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转基因”与生态安全
有人认为转基因技术打破了自然界中原先仅限于种内或近缘种间的基因重组和交流，把来源于任何生物甚至是人工合成的基因转到生物体体内，担忧转基因生物在自然界中释放将污染自然基因库，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其实，这种担心被盲目夸大了。
由于转基因技术是新生产物，不少人在担心它是否安全。所以世界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对转基因生物的管理法规，负责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价和监控。目前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环境安全性和食用安全性。环境安全性评价的核心问题是转基因生物释放到自然界后，是否会将所转基因再转移到其它生物中，会不会破坏生态环境，打破原有生物种群的动态平衡。转基因作物要将所转基因再转移给其它物种的可能性有三个方面：演变成农田杂草、基因漂流到近缘野生种、影响自然生物类群。
转基因作物演变成农田杂草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有推测者认为，农作物在获得新的基因后，其生存竞争力可能改变。如果在长势、越冬能力和种子产量等方面比非转基因植株强许多，就会演化成杂草，改变自然的生物种群。然而从目前转基因植物的田间试验结果来看，转基因植物的生存竞争力并未明显增加，所以也就不会演化成农田杂草。
基因漂流到近缘野生种，通过自然杂交将自身的基因转入野生种的几率很低。
自然界物种为了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对遗传物质的改变是有严格控制的，基因漂流仅限于亲缘关系极近的物种之间，基因流动到远缘物种的可能性在亿万年间的进化历程是存在的，但是概率极低，在人类近代史上发生的可能性极其微小，何况生物体基因数以万计，为何偏偏转移的就是那数万分之一的基因呢？况且即使基因漂流到野生种，如果不改变它的生存竞争力，对环境也不会构成威胁。
对自然生物类群的影响担心过度。通常转入的抗虫或抗病相关基因，其直接作用对象是其它生物，有人担心如大面积和长时期使用，昆虫有可能产生抗药性。对于这种担心，我想以传统农药杀虫与转基因抗虫做一对比。
近百年来，农业普遍施用农药，有效地抵抗了农业害虫的侵害，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然而同时，农药的大规模施用也产生巨大危害，环境污染、农药残留，最终危害了人自身的健康，另外，农药长期大量的喷洒使得农业害虫抗药性大大提高，产生了对农药高抗的害虫，少数害虫在较高的农药喷洒下也不会死亡。究其原因，是农药在长期对害虫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农药使用初期，少量的农药作用于害虫（农药使用量少、喷洒不均匀等原因），多数害虫也会死亡，但由于变异农药产生较小抗性的个别害虫会侥幸逃过一劫，这些害虫产生对农药有抗性的后代，再次低量农药处理，由于农药的低量，抗性很小的害虫被杀死，但抗性大点的害虫又会逃脱，长期反复，使得害虫的抗药性大大增强。这类似于跳高，如果我们利用楼梯为台阶一阶一阶往上跳，可以跳到很高的高度。
然而，转基因不同，新转入可杀死害虫但对人无害的基因，在所有作物体内都会产生足够杀虫的蛋白质，虫子吃了会立即死掉，没有繁衍后代的机会。所以，相比于常规农药杀虫，转基因作物只能说远远更为安全。而且在转基因作物推广时，一般要求种植一定比例的非转基因作物，以进一步减少害虫抗药性产生的可能性，以防万一。
“转基因”与“专利陷阱”
有人认为我国转基因作物涉及多项国外专利，如果商品化，将落入外国的“专利陷阱”，进而威胁粮食主权和安全，所以，有人就高举爱国主义摇旗呐喊，抵制转基因。更有甚者视转基因为帝国主义霸权的工具，号召放弃二十一世纪朝阳产业——转基因，是否有点荒谬啊！
诚然，转基因技术最早在美国出现并申请专利，美国是世界上转基因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但在水稻方面，中国不仅在杂交技术，在转基因技术也走在世界前列。经过我国生物科学家多年的努力，一些功能基因、转基因方法已在我国申请了专利保护。目前国内两个转基因水稻专利完全归属于我国，不存在中国失去专利“控制权”的问题。我国专利法规定的交叉许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以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农民留种豁免制度、以及种子法规定的品种审定推广制度等为我国作物品种的推广和产业化划定了安全线和保护区。
我国的转基因方兴未艾，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对于个别跨国公司凭借其所有专利对发展中国家实施霸权的行径，我们坚决反对。我国的转基因有自己的优势，我们绝不是羔羊！
“转基因”——现代农业的明天
转基因是农作物新品种培育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转基因技术是绿色农业成功的保证，转基因是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的必需。如果我们放弃转基因，其短视行为与闭关锁国无异，其结果是丧失掉中国在这一朝阳领域的所有优势，是自残的表现。
近年中国粮食虽然连年增产，但是，人口、资源、生态问题突出，粮食安全面临许多多挑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必须依靠科学创新，虽然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大幅度提高了水稻产量。然而，袁隆平也很清楚的表示，如果不加快发展农业生物技术，杂交水稻的优势会在5-10年内丧失，今后利用生物技术开展农作物育种是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转基因技术是分子技术中的一类，因此必须加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没有技术就没有地位。对待转基因产品，科学慎重的态度并不是拒绝的态度。
转基因是现在农业的明天，是推动粮食增产、品质提高的不二选择。虽然转基因在发展过程可能会出现些许小问题，但不能抹杀其巨大的潜力。对待转基因，必须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而不是盲目排斥，更不能“妖魔化”而耽误了发展机遇。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转基因发展历程：希望与诅咒
作者：：崔凯
编辑：程莉
来源：知识分子
链接：
https://www.huxiu.com/article/248807.html
节选：
育种技术：从杂交到转基因
人类从刀耕火种走到今天，作物产量已经提高了数十倍乃至数百倍，最直接的贡献源于农作物品种的不断选育。千万年来，农业物种不停被人类改造，早已不是原生态，今天我们熟悉的谷物在亿万年前都只是自然界里的普通杂草。
调查数据
调查结果显示，真正了解转基因技术的消费者只有11.7%。
其实杂交和转基因都是人工对作物进行选育，让不同的物种互相取长补短，培育出性状更为优良的品种。人类在地球上已经发现了约1000万个物种，杂交技术是在亲缘关系相近的两个物种之间进行整套遗传物质的融合，而转基因则是在某一物种原有的遗传系统中，直接加入外源特定的基因。
打个比方：A和B是两个亲缘关系很近的物种，A的基因序列为123456789，B的基因序列为123654789，而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一个基因序列为123555789的C物种，传统杂交方式是将A和B不断地进行N代杂交，经过繁琐的“排列组合”式筛选，最后得到一株基因纯化的C物种；而转基因技术就是找到一个基因序列中含有555片段的D物种，再把A基因中456剪去，直接替换成D物种的555，变成123555789。
从结果来看，杂交和转基因两种途径最终培育出来的C物种是一样的。从原理来看，转基因是一种比传统杂交技术更为精准、快捷和安全的新一代生物技术。通信技术从4G到5G大家拍手称快，而生物技术从杂交到转基因却被“妖魔化”。
需要说明的是，杂交通常只能在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之间进行，性状改良的空间有限。要进一步培育高产、优质和高效的作物品种，则需要利用跨物种的“特异功能基因”。比如：高寒水域的鱼体内有一种基因，可以合成特殊的抗冻蛋白，如果将这种基因转入番茄，其耐寒能力将大大提高，可以在相对寒冷的环境中生长。然而自然条件下鱼和番茄是不可能进行杂交育种的，而通过转基因技术，国外科学家最终成功培育出了抗寒番茄。
然而，这种引入外源基因的跨物种育种方式引发了一些公众在伦理方面的顾虑：杂交是在相对自然的条件下完成的，而转基因则是一种非自然条件下的人工产物，有违“天理”。另外，番茄上移入鱼的基因，还是觉得有些别扭。这种情感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人与人之间存在情感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对转基因食品民众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于是很多专家开始把目光放在谷物之间的转基因育种。比如：能否将玉米的“高光合效率”基因转移给水稻进而提高水稻产量？能否将大豆固氮菌的基因转移到玉米进而减少化肥施用量？这样的方式也许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
欧盟开始反思“反对转基因”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核电安全和工业污染的争论在西方告一段落，舆论热点需要新的话题，这时出现的转基因食品正好一头撞在了枪口上。历史充满各种巧合，就在转基因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的1996年，英国突然爆发了疯牛病，随后“二噁英”污染、禽流感、口蹄疫等一连串食品安全事件接连发生。对食品安全正处于“敏感期”的消费者对新兴生物产品的信心大大动摇，“质疑”成为转基因食品与生俱来的一块胎记。
1997年，一船美国转基因大豆运抵荷兰港口，还没有来得及卸货就被蜂拥而至的环保组织“截获”，倾倒在大海中。尽管科学家坚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政治家必须关注民意，决策上更要“随大流”。由于欧盟各国的农业资源较丰富，许多民众认为并不需要转基因技术帮助农业增收增产。
1997年5月14日，欧盟议会通过《新食品和食品成分管理条例第258/97号令》并于当日生效，开启了对转基因产品的严格管制。今天，三分之二的欧盟国家选择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不过，在全球谷物链条上，欧盟也做不到“自力更生”，每年也需要进口大量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
时过境迁，转眼间转基因商业化种植已有二十多年，未发生被证实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欧盟也开始有人反思最初的政策。
2015年，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大臣欧文•帕特森公开发声：“欧洲正在错失良机，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只有不到0.1%在欧洲。当世界其他国家都已抢先种植转基因作物并从新技术中获得收益时，欧洲正在冒着被甩在后面的风险“。
态度发生转变的还有部分反转人士，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欧洲著名“反转斗士”马克•莱纳斯“倒戈”。
莱纳斯是环保活动家、气候变化专家，还是自由作家，曾在1996年写了被认为是第一篇“揭露转基因食品罪恶”的文章，还曾组织数十人持刀破坏转基因试验田，入侵孟山都公司办公室。看到人们对转基因的恐惧在各地蔓延，莱纳斯曾深感自豪。
然而2008年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转基因技术除了排斥与恐惧，其他一无所知，于是他专心研读科学文献，逐渐认识到转基因是一项科学、环保的技术，不应是一场政治议程。终于在2013年牛津农业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变化的视角”的演讲，坦诚：“我为自己一直以来诋毁转基因的做法道歉，也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帮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参与妖魔化这项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改善环境的重要科技的行为深表歉意。”
你担心的，他们都想到了
有13.8%的公众认为：转基因可能是美国对中国的“生物恐怖主义”，爱国就应该反对转基因。换言之，美国就是电影《复仇者联盟》中的灭霸，而中国正是其要毁灭的对象。有些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已经从理性质疑蜕变为人身攻击、道德审判和阴谋论，主要指向转基因育种学家、种子公司和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的美国。
“贸易战”、“海外敌对势力”、“国家安全”、“美帝国主义”、“断子绝孙粮”……吸引眼球的标题不断唤起这个国家后殖民主义的民族情怀，轻易吞噬了理性精神和科学意识。相信这一说法者甚至包括我们身边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良师益友。
世界上从事作物育种工作的研究人员数以万计，他们都受过良好的生物学教育。如前文所述，相对于传统的杂交育种技术，转基因是更为精准的新一代生物技术，研究成果会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选育的新品种也要经过政府和相关机构的专业评审才能够商业化种植。育种专家不是恐怖分子，他们转入植物的不是毒素，而是能够优化植物生长性状的基因，终极目的是造福人类。
转入的是何种基因？会表达出何种蛋白质？是否会对人体有害？公众能够想到的问题，育种和评审专家当然也会想到。对于有社会常识的人来说，这一点其实根本没必要解释，但有些网络传言甚至将转基因育种专家描绘成亡国灭种的“卖国贼”。
种子是一个高科技产业，当然存在商业利益。无论是转基因育种技术，还是传统育种技术，在投入巨额研发费用后，所有的种子公司都希望卖出更多的种子，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付出巨额研发费用的种子公司会在转基因技术上设置一些壁垒，这属于在商言商，我们也要理性看待。比如：为了防止农户私自繁育，有些转基因种子是不育的。于是又有公众担心：种子不育，是否也会影响人类的生育能力？有些版本的谣言离奇古怪、耸人听闻，虽然“无作者”、“无出处”、“无事实”，却在网络上畅通无阻、流传甚广。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贩卖恐慌和焦虑在任何时候都有市场。媒体和企业是否也有一定的责任？64.3%的消费者认为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偏负面”，25%的消费者认为有些非转基因企业在恶意诋毁转基因食品。
亿万年的进化史中，生物都各自形成了一套独一无二的遗传密码。正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物种之间在自然条件下存在生殖隔离。放眼食物链，猫已经吃了亿万年的老鼠，被转入老鼠的基因了吗？人吃了亿万年的猪肉，被转入猪的基因了吗？人类的肠胃系统有各种功能强大的消化酶，如同一个碎纸机，无论“纸张”（大分子基因）来自哪里、是何形状，最终在人体内都会被代谢成最基本的“纸屑”（脱氧核糖核酸）。
其实鉴别传言真伪，有时并不需要专业知识，只需要逻辑常识。试想：如果转基因食品是“断子绝孙粮“，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会为其颁发许可证吗？
而作为转基因作物第一种植和消费者大国，美国玉米、大豆、棉花的种植比例均超过90%，超市里的转基因食品更是品类繁多。如果断言转基因是美国的“生物武器”，那就意味着美国为了“亡我炎黄子孙”，首先“挥刀自宫”，大种大吃转基因——这似乎不太符合常识。
反转人士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抗议
不妨设想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的转基因大豆从地球另一端漂洋过海运到中国，依然比国产大豆更便宜？因为中国传统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只有美国转基因大豆的三分之二，含油量也要低2%。如果中国错失转基因育种这一战略高地，中国在国际种子竞争中必将落败。事实上，我们已经落后了。中国的种子工业除了杂交水稻外，基本没有话语权。然而依然只有28.8%的公众支持发展转基因育种技术。
【中国科学报】“别让我们在误解和等待中老去”
发表时间：2014-10-27
链接：
http://news.hzau.edu.cn/2014/1027/39924.shtml
“去年，我的确是发了一句牢骚，在国内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上，我觉得是Delay。”10月17日，在谈到目前国内转基因技术的推广现状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显得很无奈。
当日，在华中农业大学举行的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晓亚展示了这样一张图片：画面正中是一个转基因的作物，左边是一个漂亮的少女，右边是个容颜已逝的老太婆。
“少女在等待转基因批准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老太婆。”张启发院士如此解释这幅画。
2001年转基因技术成熟，获批安全证书时已是2009年。然而，直到今年安全证书过期，转基因的发展并未出现转机，反而陷入更大的争议之中。
“别让我们在误解和等待中老去。”与会专家坦露心声。
来势汹汹的反转派
科学家的无奈，缘于国内公众对转基因的莫名恐惧和担忧；而恐惧和担忧的背后，离不开反转人士不断散布的谣言和制造的假象。
“转基因影响生育能力”“转基因致老鼠死亡”“转基因破坏生态”……虽然谣言出现后，都有官方或科学界出面辟谣，但公众总是事与愿违地站在反转派的阵营，向政府和科学界“宣战”。
辱骂、诋毁、污蔑……尽管手段并不高级，却足以让一些本应第一时间站出来发声的主流科学家畏惧。
“有一些科学家害怕人家骂，甚至有很多科学家的脑袋被做成了汉奸的头。”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目前所有的争议都不是基于科学评价和理性的。”许智宏表示，无谓的争论已经阻碍了如黄金大米、Bt抗虫水稻、Bt茄子等一些已成熟的转基因产品产业化。
同样的情况在巴西也发生过，由于环保组织的抗议和法律的冲突，在1998年到2005年间，巴西的转基因应用也处于一种非官方暂停的状态。
不过，2004年，时任巴西总统鲁拉签署法令授权了转基因大豆的应用。到目前为止，总共有38个转基因作物已经被批准在巴西境内种植了。
已经广泛应用
来自全球生物技术领域最权威的科学家们集中起来向公众传递正确的转基因的信息，被视为向反转派宣告了主流科学声音的回归。
转基因技术发明人之一、2013年世界粮食奖得主马克·冯·蒙塔谷认为，此次大家聚集一堂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沟通，把正确的信息传达给社会，真正地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科学界的贡献。
无论人们对转基因持接受还是反对的态度，这一现代生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医药方面，现在的胰岛素、干扰素、疫苗，大部分都是转基因技术生产的；在微生物食品工业方面，人们喝的啤酒酵母，还有一些美容的酶也是。”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寇建平处长举例说。
不仅如此，转基因技术在帮助中国棉花战胜棉铃虫威胁的战役中立下了卓越功勋。迄今为止，棉花依然是唯一获准在我国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
加强与公众沟通
“转基因技术是中性的，关键看如何使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吴孔明说，美国是转基因食品生产和应用大国，在美国的超市中超过70%的产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玛蒂娜·纽厄尔-麦格洛夫林也表示，美国90%的加工产品，以及大豆、甘蔗、玉米等都是转基因的，目前美国有一万亿的食用人次，另外十亿家畜会使用转基因作物，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对于转基因的安全性，科学共同体是有共识的，不存在争议。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韬表示，对于转基因问题，不应该听“隔行科学家”的观点，而应该听主流科学家、科学共同体的意见。
“同时我们也鼓励，应该倡导更多的科学家与公众沟通。”许智宏强调说，科学家要以公众懂得的语言，要以通俗的语言而不是科学名词，去跟公众沟通。
除此之外，科学家们还面临着继续申请安全证书的问题，“因为如果还想它（转基因）是活的，就必须申请。”张启发表示。
张启发希望能继续获批。不过，他也清楚，即便重新拿到证书，还是会面临过去五年遇到的同样难题，既不能产业化，也没有品种，没有公司能够生产，更不能去销售，“就好比一张白纸，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张启发说。
在会上，专家达成“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八点共识，表达对转基因作物发展的支持。
链接：
“全球转基因农作物发展现状和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共识
1.转基因作物增强了食物安全性，减轻了农业对环境的影响，保障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转基因作物能够增加产量，并具有巨大的增产潜力，从而能有效保障粮食安全。转基因作物的应用大量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减轻耕地使用的压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带来显著的生态环保效益。
2.所有的科学证据都显示，用于特定作物改良的转基因方法对人和动物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基因修饰的方法不会改变食物的安全性。大规模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18年以来，数十亿人和数以千亿计的家畜长期食用转基因作物，并未发现转基因食物会导致疾病或其他问题。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啤酒、面包、奶酪以及胰岛素等许多药物都是利用转基因生物生产的，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一例可以证实的转基因技术对人类健康、畜禽动物和生态环境不安全的案例。转基因生物来源的食物与其他生物来源的食物没有实质差异，偏离事实和科学依据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没有意义。
3.许多现代分子技术都可以改变作物的遗传学特性。争论这些技术相对传统育种技术是否会导致作物更多的遗传学修饰并没有意义。科学家们非常遗憾的看到，转基因技术是唯一需要对产品进行标识的改变作物特性的现代分子技术。
4.世界人口总量已达72亿，且正在以每4天净增100万的速度增长。目前世界还有10亿人营养不良，1亿人濒临饿死。空谈某类食物的生物安全性没有意义，我们应该集中精力，采用包括转基因在内的所有可以应用的新技术新方法，发展可持续、高效率的农业。
5.为了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一“消除极度贫穷和饥饿”，养活全世界的公民，目前各国建立的针对转基因生物复杂的监管系统需要简化。在世界人口已经超负荷、资源承载达到极限的严峻形势下，对转基因技术各种耸人听闻的报道和错误信息将导致本可避免的饥饿和死亡。科学家们恳请媒体和各种公共团体应该实事求是地报道和客观地处理渉转基因的相关话题，为人类社会和谐发展营造健康的氛围。
6.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生物安全保障能力，建立了基于科学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
7. 黄金大米是第一例营养加强的转基因作物，其对维生素A缺乏症提供了一种有效且价格低廉的干预方法。25年前，联合国提出维生素A缺乏症是亟待解决的公众健康问题。因维生素A缺乏全球每天有6000名儿童死亡，和大量儿童失明。技术发明人已经将黄金大米技术免费捐赠给全球公众使用，但是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技术至今未能用于解决这一重大公众健康问题。
8.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劳动力大量转移，中国农业生产既要保障粮食安全，又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基因组研究和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给中国和世界的农业科技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中国在这些领域投入巨大，所获得的领先于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不应止步于实验室，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在中国和印度大规模推广转基因抗虫棉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已经获得了安全证书。建议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产业化应用。
专家：逾80%中国人吃过转基因食品 儿子吃十多年
发表时间：2017-02-05
链接：
https://news.china.com/domesticgd/10000159/20170205/30231876.html
原标题：专家：中国人有80%以上吃过转基因食品，儿子已吃十多年
“百余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合签名支持转基因作物”事件又有新进展。
截至目前，在“挺转”请愿网站supportprecisionagriculture.org上公开署名支持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支持转基因农作物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由半年前的108人上升至123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玉米育种学家戴景瑞，中科院院士、华大基因理事长杨焕明等多位中国两院院士的名字，也已出现在该网站的签名榜上。
2月4日，戴景瑞也向科技日报记者证实了此事。
外国超市的转基因食品
为什么科学大咖要支持转基因？
近日，公开签名信的发起人之一理查德（Richard J。 Roberts）博士专门致函中国友人，热切期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同行和朋友加入支持转基因技术的行列（来信译文附后）。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抵制反转运动愈演愈烈的误导和彻头彻尾的谎言，让最新的育种技术得以顺利发展。”理查德博士在函信中说。
“最初我是从媒体上了解到这个事情，我们也号召过国内院士、科学家支持此事。”戴景瑞介绍说，1996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是170万公顷，如今是1.8亿公顷，创造了1000亿美元价值。
戴景瑞和他的夫人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最早从事转基因玉米研发的科学家之一。然而至今，中国没有转基因玉米的商业化种植，却每年从国外进口大量转基因玉米，去年就大约进口了400万吨。
“这就意味着几代科学家的努力付之东流，先进的技术不被采用，很快就会被更先进的技术替代，我们的转基因玉米技术一直停留在实验室，无法落地推广。”戴景瑞说。
在中国，转基因抗虫棉却幸运得多。
1992年，华北地区棉铃虫大爆发，农药已经控制不住，老百姓谈虫色变，干脆就不种棉花了。抗虫棉被研发出来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由于抗虫棉的推广应用，现在我国90%以上的棉花都是抗虫棉，像山东、河南这些省份基本上是100%。”曾任863“抗虫棉等转基因植物”重大项目责任专家贾士荣说，我国家抗虫棉的研发和推广种植，既挽救又振兴了我国的植棉业。
事实上，就连对转基因技术推广持保守态度的欧盟科学家也支持生物技术发展。
“因为科学家总体上是尊重科学、尊重事实、讲事实、讲真理的。我跟农业部的代表团到欧盟去考察，德国的农业部主任跟我们说了一句话，我们欧盟犯了一个错误，希望你们中国不要重蹈覆辙，这句话我印象深刻。”贾士荣说。
科学家吃不吃转基因？
1月15日，科技日报在今日头条发布了独家文章《“黑龙江禁种转基因”再起波澜 双方专家大PK》，阅读了超过了10万，在网友评论中，有一条是：“建议国家把支持转基因的专家和家属都集合在一个省市，每天只许吃转基因食品，20年后确定无事后再在全国推广，支持的请大家点赞。”此评论得到了7000多网友的点赞。
当问及网友这种呼声时，戴景瑞哭笑不得：“我想天天吃我们国家种植的转基因玉米，然而吃不到，想吃只能到国外去吃，我的儿子在外国生活了10多年，他每天早晨吃的炸玉米片，就是转基因玉米，他已经吃了10多年了。”
戴景瑞说，我国现在很多进口的玉米食品就是转基因的，因此很多钟爱国外食品的网友，很可能吃到的就是转基因玉米。
“就拿美国来说，95%以上种植的玉米就是转基因玉米。”戴景瑞强调。
实际上，在戴景瑞转基因玉米试验田里就举行过试吃活动。
2013年9月7日，在戴景瑞等专家带领下，20多名主动报名的网友来到中国农业大学玉米试验基地现场采摘转基因玉米，并煮熟品尝。
现场还有两个孩子的身影，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带着妻儿一同前来，37岁的电子工程师林敏华也带着6岁的儿子前来试吃，他在微博上看到活动消息后就主动报了名。
林敏华表示，自己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应该为转基因“正名”，带儿子一起来是为了让身边认为吃转基因食品“断子绝孙”的人们看到，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这是谣言。
戴景瑞说，当时这个品种的转基因玉米主要作为饲料，既非甜玉米也非黏玉米，但当煮熟的玉米出炉后，现场不少网友纷纷赞叹“很香”“好吃”。
“中国人有80%以上吃过转基因食品”
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进口大豆8391万吨，基本上都是转基因产品。全球有75%的人口居住在已经批准种植或进口转基因作物的59个国家之中。
在我国，那么有多少人吃过转基因食品？戴景瑞有个粗略的估计：“我觉得如今的中国人有80%、90%以上吃过转基因食品。”这是因为“我国进口大豆大概有20多年了，而进口的大豆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大豆”。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超市中所见的大豆油大都标识着“非转基因”，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去了哪里？
“进口大豆60%、70%是做饲料，或者是加工成其他的食品。”戴景瑞说，在餐馆、食堂所食用的大豆油也大多是转基因大豆。
就是说，20年间，我们大多数中国人都吃了转基因大豆饲养的动物、吃了转基因大豆加工的豆制品、吃了餐馆用转基因大豆炒的菜。
来源：科技日报
被“妖魔”的转基因｜为什么要研究转基因？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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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从1983年第一株转基因植物问世以来，转基因技术的前行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如今已有数十种乃至上百种转基因植物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诞生，涉及作物种类包括木瓜、大豆、玉米、茄子等。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概念认识却广泛受到阴谋论和政治群体的影响。
与所有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在应用时需要严格的论证和政府的监管。尽管各国政府的监管方式有所不同，对转基因的科学理解却早已达成共识。澎湃新闻整理了国内相关学者的科普演讲，为公众简述转基因是什么、研究的必要性，并对转基因常见误解进行解答。本篇为该系列的第2篇。
人工杂交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农业问题，人类面临的困难是由于物种之间的生殖隔离，有些物种之间根本没法进行人工杂交。
卢宝荣教授
“像我们说的种瓜得瓜，如果瓜里包含有优良基因，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杂交把它转移到豆里面去。还有些微生物包含有益的基因（例如抗虫基因），我们要想通过人工杂交将抗虫基因转移到棉花，那门都没有。”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卢宝荣，在日前由墨子沙龙在上海举行的“科学精神中国行”活动中，提到了转基因技术的意义。
他介绍，红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也是一种天然转基因作物。在通过微生物感染，外源农杆菌的DNA片段进入其中，而且与之共存，带来新的性状。《美国科学院院报》中的研究曾提到，从红薯作物的栽培选育进化历史上看，所有栽培品种都获得了农杆菌基因，而野生亲缘种中没有检测到。因此可以说明转基因作物在自然界中是存在的。
卢宝荣教授用车。科学家在微生物或动物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基因，就可以利用生物技术把基因从微生物或动物中分离克隆出来，再找一辆“车（质粒）”，把这个基因装载和固定在车上。用这辆“车”来感染一种微生物，让它不断繁殖生产出许多基因的拷贝，再通过这个微生物把基因送到宿主——希望改良的植物细胞中。这个时候，从外源来的基因（抗虫、抗病、高产和优质基因）就可以转移到目标植物品种的细胞中。
随后这些携带有优良基因的细胞或组织将被培养成小苗，每一颗小苗里面就都包含了这样的优良基因，待小苗长成以后就形成了转基因植物。
这便是现代生物技术转基因的方法，尽管过程与杂交不一样，但目标都是为了改良农作物的性状，培育优良品种。而市场上通过安全审核批准饲料用或食用的转基因作物，则是经过了转基因植物几代繁殖的性状观察，基因表达安全稳定的考核；有些还需要接受生态影响的检查。
“从前我们依靠天然杂交和人工杂交来改良品种，都有碰运气的情况。如果运气好，有用的基因就转移到了品种中，运气不好就不一定成功，不一定能培育出可量产、优质的品种。但是利用转基因生物技术，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掌握控制转基因。”卢宝荣表示。
目前，中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有木瓜和棉花。卢宝荣介绍，转基因抗虫棉花及其产业化拯救了国内的棉花产业。此前由于棉铃虫已经对化学农药产生了极强的抗药性，依靠喷洒农药已经没法控制住害虫，即便一个星期喷两、三次化学农药都不会有效，如今国内种植的大部分棉花都是转基因抗虫棉花。
重科学严监管，打好种业翻身仗
发表时间：202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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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瞄准生物育种等八个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一年多以来，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进展怎样？生物育种在世界发展如何？如何看待产品安全性？记者日前采访了多名权威专家。
试点效果明显
转基因技术是生物育种的重要方面，也是迄今为止全球发展速度最快、应用范围最广、产业影响最大的现代生物技术。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1年，瞄准草地贪夜蛾虫害和草害等重大问题，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产业化试点工作。参加试点的耐除草剂大豆和抗虫耐除草剂玉米均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经过了近10年的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评价。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李香菊介绍说，试点结果显示，转基因品种特性优良，转基因大豆仅需喷施1次除草剂，除草效果即可达95%以上，明显优于常规大豆喷施除草剂的效果；转基因玉米在不喷施杀虫剂的情况下，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在85%以上，最高可达95%，优于常规玉米喷施杀虫剂的防效。
同时，节本增效优势明显。转基因大豆可降低除草成本50%，增产12%；转基因玉米可增产6.7%至10.7%，大幅减少防虫成本。转基因玉米由于害虫为害小而较少发霉，霉菌毒素含量低，品质好。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标表示，试点跟踪监测发现，种植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对昆虫及土壤动物群落均无不良影响，种植转基因玉米还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促进了生态环境安全。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使用同一种低残留除草剂，能够解决大豆玉米田使用不同除草剂互相影响的问题，有利于进行大豆玉米间作和轮作，实现高效生产。
据悉，此次试点地为科研试验用地，具有良好的隔离条件。试点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方式，实施“统一供种、统一收购、统一技术规范”，并且定期开展巡查指导和监督检查，防止非法扩散，确保了安全可控。
现代种业重要方向
转基因作物在世界的最新发展趋势如何？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谢道昕介绍，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首次商业化种植以来，全球种植面积由最初的2550万亩增加到28.6亿亩，作物种类已由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等4种扩展到马铃薯、苜蓿、茄子、甘蔗、苹果等32种。2019年，全球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中74%的大豆、31%的玉米、79%的棉花、27%的油菜都是转基因作物。目前，全球商业化应用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和地区达71个。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钱前表示，现代种业已进入“常规育种+现代生物技术育种+信息化育种”的4.0时代，“一个基因一个产业”已经成为现实。抗虫、耐除草剂、抗旱等性状的应用提升了转基因玉米、大豆等作物在成本、价格、品质方面的竞争力。
据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黄季焜介绍，美国、巴西、阿根廷是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三个国家。美国生产的50%左右的转基因大豆和80%左右的转基因玉米都在美国国内消费使用，欧盟每年进口大量转基因大豆、玉米农产品，日本每年进口的大豆、玉米、油菜籽中转基因产品占比均在90%以上。
“基因资源争夺日益激烈，世界各国和跨国公司加大力度开展基因功能及基因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和开发利用，发展新型生物育种技术，争夺知识产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曹晓风说。
据了解，当前转基因产品已从单一的抗虫、耐除草剂向复合性状拓展，新型转基因作物兼抗多种害虫、耐受多种除草剂，部分还具有抗旱、品质改良、高产高效等性状。美国已经批准了聚合10种新型基因的抗虫耐除草剂玉米、快速生长三文鱼商业化应用。
商业化种植以来全球未发生安全性问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晓光表示，转基因技术1989年开始应用于食品工业领域，目前广泛使用的啤酒酵母、食品添加剂、食品酶制剂等，很多是转基因技术生产的。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来，全球累计种植转基因作物超过400亿亩，几十亿人口食用转基因农产品，没有发生过1例经过科学证实的安全性问题。
“转基因食品中含有的很少一点点外源基因和蛋白质，与各种食物中含有的大量基因和蛋白质一样，都会在人的胃肠道被消化分解吸收或排泄掉。”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说，转基因食品不会随着摄入量增加在体内积累，没有产生长期影响的物质基础，更不会改变人类基因和影响后代。转基因抗虫作物中的“抗虫蛋白”只对特定害虫起作用，进入人体后会被消化降解，不会发挥作用。转基因饲料已在全球应用20余年，饲喂几百亿只鸡，繁衍了20至40代，没有发现安全性问题。转基因致癌、转基因导致不孕不育等均为谣言。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夏晴说，转基因食品长期食用的安全评价早已开展，多国的科学家们不仅采用最常见的模式动物小鼠进行过长期多代喂养试验，采用更大型的哺乳动物猪进行过长期2代喂养试验，还采用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模型实验猴开展了长期2代喂养试验，均没有发现转基因产品安全性问题。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表示，我国遵循国际公认的、权威的安全评价标准与规范，借鉴了美国和欧盟的一些做法，注重我国国情农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我国按照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安全证书5个阶段进行安全评价，在任何一个阶段发现任何一个对健康和环境不安全的问题后都会立即终止。
有需求、有技术、有储备
多措并举打好种业翻身仗，对于人口大国至关重要。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我国从1996年成为大豆净进口国，进口量2020年超过1亿吨，占国内消费的85%以上；2010年成为玉米净进口国，2020年进口1130万吨。
“我国玉米和大豆的单产仅为美国的60%左右，重要原因是美国通过推广转基因抗虫耐除草剂玉米和耐除草剂大豆，增加种植密度、减少病虫草害损失、降低农药使用成本、提高了产量质量和竞争力。”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李新海说。
专家们表示，在国家相关科技计划支持下，我国转基因育种形成了自主基因、自主技术、自主品种的创新格局，产业化应用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吴孔明说，我国已培育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作物新品种。国产抗虫棉市场份额达99%以上，转基因番木瓜在南部沿海省区产业化种植，有效遏制了环斑病毒对产业的毁灭性危害。
据了解，2019年、2020年，农业农村部相继批准了7个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和转基因抗虫耐除草剂玉米的安全证书。我国自主研发的耐除草剂大豆获准在阿根廷商业化种植，抗虫大豆、抗旱玉米、抗虫水稻、抗旱小麦、抗蓝耳病猪等已形成梯次储备。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来源：人民日报
欧美人到底吃不吃转基因产品？
来源：农民日报
发表时间：2022-01-18
作者：孙眉（农民日报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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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就一个字：吃！美国人吃转基因食品最多，欧洲也大量消费转基因食品。
据美国杂货商协会（GMA）统计，美国75％-80％的食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美国是转基因技术研发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生产和消费国，目前美国已经批准了22种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每年种植转基因作物11.3亿亩左右，占其耕地面积的40％以上，其中玉米、大豆、棉花、甜菜等转基因品种种植面积均超过90％。
2020年，美国种植的50％左右的大豆和80％以上的玉米均在美国国内消费。美国的转基因食品主要来源于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甜菜、番木瓜、苹果、土豆等，常见的食用油、糕点、薯片、大豆蛋白粉、卵磷脂、玉米甜菜糖浆、人造黄油、玉米淀粉以及饮料、谷类食物等相关加工品基本都是转基因产品。
欧盟每年进口大量转基因农产品，主要是大豆、玉米、油菜、甜菜和其加工品。根据国际贸易数据统计，欧盟2020年转基因大豆进口量占其大豆总消费量的81％。
俄罗斯虽然还没有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但允许进口转基因农产品。目前俄罗斯每年大约进口转基因大豆200万吨，占其国内大豆加工量的40％。2020年，俄罗斯为防止国内出现大豆严重短缺、影响畜牧业的稳定发展，出台了《转基因豆粕进口程序简化政府令》，大大简化转基因大豆和豆粕进口审批程序。
作者：孙眉
农业农村部：我国转基因品种产业化应用试点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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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路透社记者提问“政府是否考虑转基因玉米商业化来解决相应的玉米供给问题”，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回应称，我国转基因品种产业化应用试点有序进行。
为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面临的草地贪夜蛾和草害问题，去年我国对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和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开展了产业化试点。
“目前进展良好。一是试点转基因品种特性优良，节本增效优势明显。转基因大豆除草效果在95%以上，可降低除草成本50%，增产12%。转基因玉米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可达95%，大幅减少了防虫成本。同时，转基因玉米籽粒中霉菌毒素的含量低，品质也好。二是试点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对生产环境无不良影响。种植转基因玉米减少了杀虫剂使用，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三是试点实施‘统一供种、统一收购、统一技术规范’管理，定期开展巡查指导和监督检查，严防非法扩散。”曾衍德说。
曾衍德特别强调，转基因育种科学严谨。我国在农业转基因领域已经建立了一套自主研发体系和生物安全保障体系，获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产业化应用前景的抗虫耐除草剂玉米和耐除草剂大豆等新品系。转基因品种管理严格规范。农业转基因生物通过科学、依法评价后才能获得安全证书，同时还要依据《种子法》有关规定进行品种审定和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后，才能生产种植。
目前，农业农村部正在对《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4个部门规章进行修订，明确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应用的有关规定。曾衍德透露，农业农村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继续本着尊重科学、严格监管、依法依规、确保安全的原则，稳妥有序推进转基因等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马爱平）
来源：科技日报
科技日报：转基因研发被舆论绑架，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很受伤
发表时间：
2016-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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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1781
节选：
转化不了的成果
直接受到舆论影响的，是我国转基因技术成果的应用转化与相关产品的产业化研究。
调查显示，仅25.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支持在我国推广种植转基因水稻，18.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愿意吃转基因食品。“由于舆论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我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无法交给企业，无法进入产业化流程。”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韬说，生物育种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应用价值是评价成果的重要标准。“但现在的成果根本走不到应用这一步，更不要谈产生应用价值，很多优秀成果、优秀的科研人员无法获得认可。”
不仅成果转化不了，维护已有研究成果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转基因鱼类来说，要保存研究成果就必须维护一定数量的转基因群体。由于无法交给企业进行产业化，科研人员需要年复一年繁殖已有转基因鱼类、监测其生长和种群动态，仅是大面积鱼塘养护和人工成本就会产生不小的重复投入。”姜韬说。
科研人员担忧的，还有我国在转基因研究领域的领先优势。
抗植酸酶转基因玉米一度被认为是距离产业化最近的转基因作物。在2009年获得转基因安全证书之前，已经对其进行了9年时间的相关研究，但至今无法进入产业化流程。“由于不了解大规模生产应用的效果，我们无法根据产业链环节对其进行优化。比如在制造饲料工艺过程中，玉米中的酶对高温的敏感度如何？是否需要转入耐高温的植酸酶基因？”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林敏说，世界其他国家也在进行转基因玉米的研究，并根据大规模应用情况对相关基因性状进行优化。“我国在转植酸酶基因玉米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果迟迟不能产业化，未来我们是否能继续保持领先，我说不好。”林敏充满忧虑。
十院士访谈――戴景瑞院士谈转基因育种与农业生产
发表时间：202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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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对粮食的需求量极大。然而现代农业产业十分脆弱，农业发展风险重重。目前，全球几十亿人都依赖于少数农作物，如大米、小麦、玉米，薯类等。据目前全球实际人口预测，截至到2050年，农作物的产量必须保证每年要增产2.4%才能满足人口需求。然而目前全球主要农作物水稻、玉米、小麦与大豆每年增长1%、1.6%、0.9%与1.3%，均未达到预测值2.4%。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转基因育种技术不断赋能世界农业生产，发展转基因育种技术已经成为各国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围绕农业育种技术、转基因技术、作物留种与发芽等话题，向公众普及科学的转基因育种知识。
戴景瑞院士表示，我国与全世界育种技术发展规律一样，经历了选择育种、杂交育种、远缘杂交育种、多倍体育种、单倍体育种、细胞工程育种，以及当前发展最快、最先进的基因工程育种这七个阶段。所谓基因工程育种，跟一般育种不同，它不是靠杂交，也不是靠选择，它是靠分子水平上的技术来操作的。
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资料显示，全球粮食产量的增加有80%依赖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升，而单产的提高中又有60%～80%与良种的推广有关，因此在种植过程中，农作物品种的优良至关重要。
与传统杂交育种相比，转基因育种更为精准、过程可控、性状可预期。目前棉花、玉米在农业生产中出现的棉铃虫害与钻心虫害等问题都是通过转基因育种技术得以解决的，它可以帮助作物抗病、抗旱、改善营养品质等。
戴景瑞院士举例说，想要解决玉米中钻心虫的问题，就要把虫子治住才行。比如有一种叫苏云金芽孢杆菌的菌类，这种菌类里面有一种蛋白，对钻心虫有致命的威胁。但是苏云金芽孢杆菌里面的蛋白对人类或者对其他作物没有影响，所以科学家们就把苏云金芽孢杆菌里面的抗虫蛋白基因转到玉米里面去，现在这个技术在全世界已经普遍、广泛应用了。
我们是否真正需要转基因技术？在戴景瑞院士看来，这需要结合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进行分析。“我自己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能否满足需求，且需求本身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二是满足质量标准的提升。要实现农作物质量的普遍提高，科技的进步将起到关键作用。三是满足营养多元化的需求。”戴景瑞院士指出，当前我国有18亿亩耕地，但是人口达到14亿，粮食需求量是极大的。目前大豆、玉米以及其他稀有农作物仍需大量进口，我们的技术需要不断提升以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大自然环境变化、全球病虫害蔓延都给我国农业生产带来诸多挑战，基因工程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应对技术。
关于转基因技术导致作物不能留种、发芽的说法，戴景瑞院士表示，此说法纯属谣言，转基因作物对其能否繁殖、留种、发芽不会起到任何影响。
农业专家解析转基因食品安全热点问题
来源：经济日报-人民网
链接：
http://shipin.people.com.cn/n/2013/1018/c215731-23244530.html
不久前有经济学者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称，转基因玉米让老鼠长肿瘤、美国连牲畜都被禁止喂食转基因饲料。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焦点。一些人质疑：转基因食品致癌或让人“绝育无后”？外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求证有关热点问题。
转基因食品会不会致癌和不育？
有观点认为，吃转基因食品会“致癌”、“绝育”，种植转基因作物会导致土地报废。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说，这些都是被反复炒作的不实言论，以前也多次被澄清过。他表示，转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毒性、致敏性、致畸性等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凡是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
罗云波说，关于法国教授用转基因玉米喂食大鼠产生肿瘤的试验，欧洲食品安全局已彻底否定了其研究结论；中国消费转基因油的区域是转基因发病集中区的言论，因没有流行病学调查，当时就被医学专家否定；关于我国种植转基因作物导致土地报废的说法，也早已被澄清。
我国转基因棉种植区地力稳定，产量正常，关于吃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绝育”纯属造谣，因为谣言涉及的广西从没种植和销售转基因玉米，迪卡玉米不是转基因品种，谣言提及的《广西在校大学生性健康调查报告》根本没有涉及转基因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介绍说，欧盟曾耗资2.6亿英镑对超过50个转基因安全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并在2000年和2010年的欧盟委员会报告中得出结论：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会对环境和食品及饲料安全造成比传统作物更高的风险；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监管，转基因作物可能比传统作物和食品更安全。
基于大量的研究，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凡是通过安全评价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一样安全，可以放心食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迄今为止，转基因食品商业化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经过证实的食用安全问题。
国外吃不吃转基因食品？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发布的2012年年度报告，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12年的1.7亿公顷，17年间增长了100倍。截至2012年底，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批准转基因作物进口用于食品、饲料或种植。其中，已有28个国家批准了25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欧洲并非对转基因食品‘零容忍’，相反，欧洲正是转基因产品进口和食用较多的地区。”黄大昉说，1998年，欧盟批准了转基因玉米、油菜、大豆、土豆等在欧洲种植和上市，除了极少数作为饲料或工业用途，绝大部分都用作食品。2012年仍有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5个国家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除了极少数是作为饲料或工业用途，绝大部分都用作食品。
据介绍，美国是世界上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食用转基因农产品时间最长的国家。美国种植的86%的玉米、93%的大豆和95%以上的甜菜是转基因作物。据世界粮农组织的食物平衡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出产玉米的68%、大豆的72%，以及甜菜的99%用于国内自销。日本连续多年都是全球最大的玉米进口国、第三大大豆进口国。2010年，日本进口了1434.3万吨美国玉米、234.7万吨美国大豆，其中大部分是转基因品种。
我国为何需要大力发展转基因？
我国目前还没有商品化种植转基因主粮。不过，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都把发展转基因技术作为占领未来农业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和推动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的重要力量。转基因技术是农业生物技术的核心，已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应用最为迅速的重大技术之一”。
罗云波表示，转基因等生物技术是解决中国粮食和环境问题的一个有力手段，转基因作物产生或增强了抗虫、抗病、高产、优质等性状，在农业生产中能够发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转基因农作物的增产效果是客观存在的。值得一提的是，巴西、阿根廷等国种植转基因大豆后产量大幅度提高，已分别成为全球第二、第三大大豆出口国；南非推广种植转基因抗虫玉米后，单产提高了一倍，由玉米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印度引进转基因抗虫棉后，也由棉花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吴孔明认为，我国18亿亩耕地，即使在去年粮食“九连增”的基础上，仍进口了5800多万吨大豆，加上大米、小麦、大麦、油菜等，大概是8000万吨，折成耕地则需要8亿亩左右。如果不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保证粮食自给，可能将不得不放弃油料、棉花等一大批作物。
黄大昉告诉记者，以大豆为例，我国非转基因大豆单产低，平均亩产只有120公斤。我国年进口5000多万吨大豆，如果按现有的品种和技术水平来测算，需要4亿多亩耕地，而我国没有这么多的后备耕地，因此，利用国外国内两种资源，统筹两个市场是我国的必然选择。